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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冈仁波齐》:你以前去的可能是个“假西藏”

2017年07月02日    


导语:上映以来,《冈仁波齐》的票房一路攀升,口碑却两极分化:有人说这是一部自我表演的伪纪录片对西藏文明的冒犯,也有人认为受到了纯粹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双重洗涤。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汉族导演,能拍好一部两个小时都在磕长头的西藏纪录电影吗?

评论人景成从对西藏的刻板印象谈起,“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、带着精神性的、神秘主义的、没有饥饿、犯罪和纵欲的、与世隔绝的国度,和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群”,恐怕只是穷游爱好者们到过的“假西藏”,相比而言,《冈仁波齐》中的泥浆与喧闹、出生与死亡反而更真实;作为一部以信仰为主题的公路片,朝拜就是一场信仰的“成人礼”,一行人经历各种各样的意外、困难与收获,实现了内心的彻悟与超脱,最终到达了现实与信仰双重意义上的“冈仁波齐”;作为一部藏语电影,《冈仁波齐》还向我们提出了“我们内部的他者”的问题。在观影过程中,“他们”的一举一动反过来倒逼“我们”面对自己的心灵,反思对西藏的各种“东方主义的幻影”式的想象和误读,去面对我们缺乏激情与信仰的日常生活。由此,“他们”的冈仁波齐,最终成为了“我们”的冈仁波齐。

朝圣途中的藏民《冈仁波齐》剧照

近年来,西藏题材电影不断进入观众视线,从万玛才旦的《塔洛》到松太加的《河》,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呈现了我们想象当中雪域高原苍茫纯净的美景,也带给了我们原有认知之外的视觉体验——关于西藏普通牧民百姓的生活、情感和内心世界。然而,当被视为“第六代导演”的领军人物之一、曾拍摄过《洗澡》和《昨天》的张扬,也拍摄了一部西藏题材电影、而且是纪录片的时候。影迷不免有此担忧:一位北京长大的“胡同串子”,如何能够理解陌生的西藏,更何况,是西藏文化当中最深奥和神秘的藏传佛教?

自2008年起,张扬长期在西藏居住和观察,对西藏寄寓了极其特殊的感情,甚至连装束看起来都变成了足以乱真的康巴汉子,直到2013年时机成熟,才带领团队进藏投入拍摄,在《冈仁波齐》之外,还拍摄了一部故事片《皮绳上的魂》。经年累月的田野观察,足以支撑张扬的自信吗?恐怕我们还是要从西藏谈起。

导演张扬

一、 打破“东方主义幻影”:我们如何想象西藏?

有史以来,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,西藏长期处于人烟稀少、与世隔绝的“化外之地”状态。即使明清时期通过理藩院和“金瓶掣签”等制度设置,力图将其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当中,西藏依然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相对松散的类“羁縻”状态,并在1911年清帝国瓦解之后迅速成为半独立的地方政权,直至新中国于1955年完成对西藏的和平解放。

这种特殊的背景,使得西藏天然具有“桃花源”的想象空间。遥远的欧洲人创造了一种想象的、超现实的西藏形象: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、带着精神性的、神秘主义的、没有饥饿、犯罪和纵欲的、与世隔绝的国度,和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群。而这难道不同样也是我们通常对于西藏的刻板印象吗?

发明“东方主义”一词的萨义德,意指的不是一种西方对东方抱有偏见与歧视的“地图炮”,而是一种将自我的刻板想象幻化并投注到“他者”身上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。这种“东方主义的幻影”并不仅仅属于西方,如今它也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。例如,云南中甸县为发展旅游业更名为“香格里拉”,这个西方三流小说家在一百年前自己意淫出来的名堂,如今却被我们奉若神明,煞有介事。在这种背景下,即使我们曾经亲身前往西藏,在短暂的旅行停驻中,所看到的往往并不是西藏的真实面貌,而是我们已有的西藏想象的印证。

在汪晖看来,西藏文明是伟大的文明,藏传佛教有悠久的传统,但它们的意义并不存在于“东方主义的幻影” 中。西藏必须从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,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。

而《冈仁波齐》的可贵之处便在于:它不是以游览的姿态去拍的高原风光的“旅游宣传片”,也不是以猎奇的眼光讲述的“西藏逸闻趣事”,更不是高高在上地、抱着所谓“现代”和“文明”的优越感,去打量或嘲讽朝拜这种“愚昧落后”的古老形式的产物。《冈仁波齐》产生于与长达9个月的朝拜之旅的朝夕相处,产生于张扬在西藏的深度生活经历里。唯此,我们方才看到了一场真实的朝拜之旅,以及其中真实的朝拜者的生活世界和信仰世界。它会让我们觉得,我们之前去过的是“假西藏”。

 

信仰之路

片中的许多段落,展现的是朝拜途中所经历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事故。譬如,由于雨季涨水,一行人来到了一条横亘318国道的湍急的河流面前,他们在水边停了下来,正当观众都以为他们会暂停磕头、先蹚水过河再说的时候,他们轻描淡写地商量道:“怎么办?”“那就磕过去吧。”短短的两句交流之后,便是他们接二连三地一个猛子扎入水中,泥浆几乎漫过头顶,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到底是在磕头还是在“游泳”,伴着旁边车辆的飞驰而过、水浪四溅……不是湛蓝的天空、洁白的哈达、动人的梵呗,而是肮脏的泥浆、污秽的身体、喧闹的道路。这是我们从未想过的朝圣景象,也是对我们心底的“东方主义幻影”的一场必要的打破。

朝圣之路《冈仁波齐》剧照

二、公路与信仰:从《雾中风景》到《冈仁波齐》

《冈仁波齐》是一部介于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的“伪纪录片”:一方面,导演使用非专业演员完成全片,没有对出演者的真实经历进行编排和干涉,符合纪录片要求“真人真事”的基本形式特征;另一方面,导演又在整个跟拍的过程中,根据电影本身的节奏设计提示、加入了某些台词和段落,保持了整个朝圣故事的完整和流畅。但与此同时,《冈仁波齐》也是一部具有典型特征的公路片。

公路片可能是国内观众相对陌生的一大电影类型,并不是故事发生在公路上就叫公路片。公路片脱胎于西方文学中的“成长小说”,基本模式是:主人公从一个特定的起点出发、向某个终点进发,在途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,往往是历经千难万险,最终获得了意义的实现与自我的完成。古希腊荷马的《奥德赛》中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的回家之旅,18世纪英国作家班扬的《天路历程》中一名基督徒自我救赎的天路,都可视为成长小说的先河,也颇具有现代公路片的质感。中国观众不会对这种模式感到陌生,从长安出发、向天竺取经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、终于“修成正果”的《西游记》,就十分符合公路片的形式特征。

《雾中风景》剧照

在谈论《冈仁波齐》之前,我们可以用来比较的是另一部同样与信仰有关的著名公路电影,希腊大导安哲罗普洛斯的《雾中风景》:战后的希腊,一位单身母亲独自抚养着一对姐姐和弟弟,他们一直追问他们的父亲在哪里,一次偶然听说“在德国”之后,两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毅然踏上了去德国“找爸爸”的旅程。他们当然没有找到。影片的原始结尾处,两个孩子走向一条边境线上幽深的隧道,镜头逐渐变黑,全片戛然而止。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?对于所有的西方人来说,他们都有两个父亲:一个小写的father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,而一个大写的Father则是精神意义上的父亲——天父上帝。所以,两个孩子的寻父之旅,其实指向的是战后欧洲深刻的精神危机,恰如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:“我的父,我的父,你为什么要离弃我?”

因此,当我们说《冈仁波齐》是一部公路片的时候,不是因为它的故事的确发生在公路(318国道)上,而是因为在这条公路所承载的朝圣历程当中,一行人如《西游记》中的师徒四人一般,经历各种各样的意外、困难与收获,实现了内心的彻悟与超脱,最终到达了现实与信仰双重意义上的“冈仁波齐”。在公路这个典型的现代文明产物上,除了一台拉着铺盖的“扶贫专用”拖拉机(中途还坏掉了),片中的一家人们却没有搭乘任何交通工具,而是用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——朝拜(磕长头)——完成了一场不可能完成的超越之旅。

“每个藏族人,一生都应该去冈仁波齐磕一次头。”这并不是一种现实强制,也很难说是一种道德束缚,而是一种彻底追回内心的自我实现的诉求。在这个意义上,朝拜对于影片中的一家人来说,具有的是某种“成人礼”的意味:它指向的不是肉身的成人礼,而是信仰的成人礼。所以在他们当中,既有年届耄耋的老者,最终归葬于冈仁波齐神山的皑皑白雪当中,也有在朝拜途中刚刚降生的新生命。无论如何,唯有经过这重看似不可能的信仰的洗礼,一个藏人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藏人。正是这条贯穿其中的信仰的完整性,支撑起了《冈仁波齐》的叙事线索,也使本片没有流于纪实题材作品常见的琐碎冗长的弊病,可谓“形散而神不散”。

怀抱新生儿的朝圣者《冈仁波齐》剧照

三、“他们”的冈仁波齐,“我们”的冈仁波齐

相对于西藏悠远的文化史,藏语电影则显得十分年轻:直到2006年,才出现了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藏语电影:万玛才旦的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。同在2015年进入观众视线的万玛才旦的《塔洛》和松太加的《河》,被认为掀开了藏语电影的一个高潮。《冈仁波齐》则可以说是在这个脉络之下,第三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藏语电影。对于国内的主流观众来说,这些作品是不折不扣的“外语片”——正如有评论指出,这些作品的出现,使得“华语电影”的概念不得不重新界定。或许我们可以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说法,提出一个新的概念“华语语系电影”。

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藏语电影的位置,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:它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关于“我们内部的他者”的问题:西藏既在现实版图的意义上属于我们之内,但它又在语言、文化和信仰上向我们呈现了深刻的异质性和外部性。因此,真正理解《冈仁波齐》,理解藏语电影,必然要涉及我们对于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的重新审视,并在这种重新审视中,使“他们“的冈仁波齐成为打动我们的艺术力量、成为我们的一次精神事件,换句话说,成为“我们”的冈仁波齐——否则,本片就仅仅是一些陌生遥远的文化符号而已。

纪录片在内在的精神气质上,脱胎于现代的人类学研究,在诞生之初就有“影像民族志”的说法。整如结构主义大师列维-施特劳斯所言,人类学的中心是关于“他者”,从对“他者”的研究中发现关于自我的某种深层结构。所以,当人类学家们走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、走进亚马逊雨林里的原始部落的时候,他们抱有的并非是一种游戏式的猎奇,而是试图从他们那里发现人类社会的某种共通性,换句话说,发现“他们”与“我们”之间的联结。

经幡《冈仁波齐》海报

纪录片导演也是这样。一部“两个小时都在磕长头”的电影,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,原因何在?可能最根本的是,本片击中了我们时代关于信仰的某种普遍困惑与焦虑。《冈仁波齐》通过大量主观镜头的设置和人物内心的刻画,使得我们不是在看一场朝圣之旅,而是同片中的一行人在一同经历这场朝圣之旅;而当我们在影院里同他们一同经历漫漫318国道的时候,我们自己也在不自觉间面对、经历和体验着这场残酷的信仰之战。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就在这种微妙的电影场域中发生了倒转。似乎是我们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,但是不知不觉间,是他们的行为反过来逼视着我们自己的心灵,逼视我们去反思关于西藏的各种成见与误解、去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缺乏激情的生活。

正是在这里,《冈仁波齐》达到了一部优秀艺术电影所应有的高度:它足以成为我们内在的某种“回心”之契机。正如导演张扬所言: 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,但若干年后,人们仍可以从这部影片里,看到有一个民族还这样生活过。神山圣湖不是终点,接受平凡的自我,但不放弃平凡的理想和信仰,热爱生活,我们都在路上。”

景成,95后待红青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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